凑字

唐朝初年，在思想领域已经形成儒、佛、道三家形成鼎立的格局，儒学虽被奉为正统，作为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的基本标准，但却始终未能达到独尊的地位；佛学尽管在这yi1一时期非常兴旺发达，然而却时常受到来自儒、道两方面的攻击和诘难；道教侥幸与李唐皇室攀上亲缘关系，受到李唐统治者的格外恩宠，但其势力却远不如儒、释两家发达。由于三家各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宗旨与理论体系，都试图为自己争夺更多的思想文化阵地，所以在理论与利益上经常引起摩擦，这种摩擦在唐初三帝时期表现的较为突出与激烈。佛教来自外域，使其与儒、道之间又多了一层中外文化的冲突。

    另外，宗教势力与封建政权之间在政治与经济利益上也时常发生矛盾。因此，三家之间的对立与斗争时常发生。尽管如此，统治阶级出于自身统治的需要，就采取了儒、释、道三家并存的文化政策，使其三家都尽力与皇权保持一致。同时，三家之间在理论上也不无相同之处，所以，三者之间的相互汲取、融摄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

    对于唐初统治者对待儒学的政策，我们将另文加以探讨，在此仅就当政者对待佛、道二教的宗教政策加以分析与叙述，以就教于学界先生与同仁。

    一高祖李渊的宗教政策

    佛、道二教历经隋朝统治者的尊崇与扶持，至唐朝都又有了一定的发展。李唐建国之初，佛、道二教为了争得统治者的袒护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辩论。道士出身的太史令傅奕，分别于武德四年（621年）和武德七年（624年）两次上表抨击佛教，措辞激烈，闻之刺耳。他认为佛教来自异域，上古之时中国无有，只是“汉明夜寝，金人托梦，傅毅对诏，辨白胡神。后汉中原，未之有信，魏晋夷虏，信者一分。笮融佛斋而起逆，逃窜江东；吕光假征胡而叛君，峙立西土；降斯已后，妖胡滋盛。大半杂华，绅门里，翻受秃丁邪戒，儒士学中，倒说妖胡*。曲类蛙歌，听之丧本，臭同鲍肆，过者失香。兼复广置伽蓝，壮丽非一，劳役工匠，独坐泥胡。撞华夏之鸿钟，集蕃僧之伪众，动淳民之耳目，索营私之货贿。女工罗绮，翦作淫祀之；巧匠金银，散雕舍利之；粳梁面米，横设僧尼之会；香油蜡烛，枉照胡神之堂。剥削民财，割截国，朝廷贵臣，曾不一悟，良可痛哉！”他建议唐高祖“布李老无为之风，而民自化；执孔子爱敬之礼，而天下孝慈。且佛之经教，妄说罪福，军民逃役，剃发隐中，不事二亲，专行十恶，岁月不除，奸伪逾甚。－－－－－－请胡佛邪教，退还天竺，凡是沙门，放归桑梓；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勿度小秃，长揖国家。”[1]卷133p1345—1346在这一奏书中傅奕还提出了“益国利民事十一条”。[2]傅奕的反佛举动赢得道士们的积极响应，道士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极力抨击佛教，并托傅奕将其所著之论转奏高祖李渊。与此同时，以护法者自居的僧人法琳当读到傅奕的《请废佛法表》时，怒火中烧，“披览未，五内分崩，寻读始周，六情破裂。”傅奕“陈此恶言，擗踊痛心，投骸无地！然僧尼有罪，甘受极刑。恨奕轻辱圣人，言词切害，深恐邪见之者，因此行非。”“傅奕下愚之甚，丑凡僧秃丁之呵，恶之极也，罪莫大焉！自尊卢赫胥已来，天地开之后，未有如奕之狂悖也！不任断骨痛心之至。”[1]卷903p9421—9423为此法琳作《破邪论》、《对傅奕废佛僧事》、《辩证论》、《广析疑论》等文章，以对道教徒的攻击进行反击。为配合法琳的反道举动，僧人明著《决对傅奕废佛僧事》，对道教徒进行抨击。在这场佛、道二教的争辩中，唐高祖李渊也参与其中，他曾诏问僧人慧乘曰：“道士潘诞奏，悉达太子不能得佛，六年求道，方得成佛，是则道能生佛，佛由道成，道是佛之父师，佛乃道之子弟？故佛经云：‘求于无上正真之道。’又云：‘体解大道，发无上意。’外国语云：‘阿耨菩提，’晋音翻之‘无上大道’。若以此验，道大佛小，于事可知？”[3]卷1p10372—10373慧乘答曰：“聃乃周末始兴，佛是周初前出，计其相去二十许王，论其所经三百余载，岂有昭王世佛而退求敬王时道乎？句虚验实，足可知也。”[4]卷24《释慧乘传》他又诏问僧人“佛教何利益”，“弃父母之发，去君臣之章服，利在何间之中，益在何情之外？损益二宜，请动妙释。”[3]卷1p10372—10373对此诏问，法林答曰：“四趣茫茫，飘沦欲海，三界蠢蠢，颠坠邪山，诸子迷以*，凡夫溺而不出，大圣为之兴世，至人所以降灵，遂开解脱之门，示以安稳之路。于是天竺王种，辞恩爱而出家，东夏贵游，厌荣华而如道，誓出二种生死，志求一妙涅，宏善以报四恩，立德以资三有，此其利益也。毁形以成其志，－－－－－－变俗以会其道，故去君臣华服。虽形阙奉亲，而内怀其孝；礼乖事主，而心戢其恩；泽被怨亲，以成大顺。福幽显，岂拘小违；上智之人，依佛语故为益；下凡之类，亏圣教故为损。”[1]卷903p9427从唐高祖李渊对一些高僧大德的诏问中，就已经使我们不难看出他对佛、道二教的思想情感倾向。在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唐高祖终于在武德八年（625）借“幸国学”释奠之际，“堂置三坐，拟叙三宗”，“时五都才学，三教通人，星布义筵，云罗席，天子下诏曰：‘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释教后兴，宜从客礼。令老先、次孔、末后释宗。’当尔之时，相顾无色。”[4]卷24《释慧乘传》，又参见《唐文拾遗》卷1p10373和《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由此奠定了唐初三家共存，道先佛后的宗教政策。为使这一政策得以真正的落实，唐高祖又于武德九年（626）五月，再次下诏《沙汰佛道》。这一诏令虽在名义上是佛、道二教同在“沙汰”之列，但从诏令的具体内容上使人不难看出他是“沙汰”佛僧，扶持道教。诏令对于佛教的作用首先给予承认，认为释迦阐教，“宏宣胜业，修殖善根，开导愚迷，津梁品庶。”但接着诏令历陈佛教之弊：“乃有猥贱之侣，规自尊高；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为剃度，号出家；嗜欲无厌，营求不息，出入闾里，周旋，驱策畜产，聚集货物；耕织为生，估贩成业，事同编户，迹等齐人；进违戒律之文，退无礼典之训，至乃亲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讹，交通豪猾，每罹宪网，自陷重刑，黩乱真如，倾毁妙法。－－－－－－近代已来，多立寺舍，不求闲旷之境，唯趋喧杂之方，缮筑崎岖，寺宇舛错，招来隐匿，诱纳奸邪。”“有亏崇敬之义。”从其所列佛教之弊来看，唐高祖显然深受傅奕的影响。但对于道教唐高祖却只是说：“驱驰世务，尤乖宗旨。朕膺期驭宇，兴隆教法，志思利益，情在护持。”一句“驱驰世务，尤乖宗旨”便敷衍而过，两相对照其情感倾向昭然若揭。进行“沙汰”的目的，是以“欲使玉石区分，薰莸有辨，长存妙道，永固福田。”对于如何进行“沙汰”，高祖也提出了其具体的标准：“有精勤练行守戒律者，并令就大寺观居住，官给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进戒行有阙者，不堪供养，并令罢退，各还桑梓。”且对全国寺观的数量也作出了规定：“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之。”[5]卷1p16这一规定单从表面上来看似乎佛寺比道观多出一所，似有对佛教有所袒护的嫌疑，其实不然。那是因为佛教自隋朝之时起，其势力就已经相当强大，全国的佛寺与僧徒数量远远多于道观与道士数量，让佛寺的数量仅仅多出一所，实际上是对佛教的抑制，是对道教的袒护与扶持。

    唐高祖之所以袒护道教，实行道先佛后的政策，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两个方面：一，借助道祖老子以抬高李姓皇族的门第族望。出身于陇右军事贵族集团的李氏家族，虽在隋末农民战争中凭借着军事实力夺得了天下，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但其门第族望却并不高；而自西汉末年以来形成的世族豪强，借助曹魏时期的“九品官人法”，至西晋便形成了一种士族阀阅制度，其崇尚门第郡望的思想意识充斥着世人的头脑，且对后世影响至深。虽历经斗转星移，世态变迁，一座座皇宫倒塌，一顶顶皇冠落地，致使一些阀阅门第渐趋衰微，但尚有一些阀阅门第却经久不衰。这种社会历史现象似乎为中国所独有。久盛者自不待言，而衰微者却仍以自身门第郡望自矜，蔑视庶族寒门，此种意识初唐犹存。正如唐人所说：“山东士人尚阀阅，后虽衰，子孙犹负世望，嫁娶必多取赀，故人谓之卖婚。”[6]卷95p3841对此高祖李渊大为感叹：“关东人崔、卢为婚，犹自矜伐。”[7]卷36“氏族”条甚至唐太宗李世民也大惑不解：“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间，则多邀钱币，才识凡下，而偃仰自高，贩鬻松，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5]卷65p2443话虽如是说，而言者自身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这也就不难理解李唐皇族为何要与道祖李老攀亲了。

    道教尊崇老子李耳为自己的始祖，与唐朝皇族同姓，所以又被皇室认定为是自己的始祖。由此以来，道教中的道士也就自然而然的与李唐皇室产生了一种族亲关系。在唐代的国家机构中设有“宗正寺”，以“掌九族六亲之属籍，以别昭穆之序，并领崇玄署。”崇玄署“掌京都诸观之名数、道士之帐籍，与其斋醮之事。”[5]卷44p1880—1881显然李唐朝廷是把道士当作族亲来看待。道教既与李唐皇室同祖，而在政治上受其袒护自在情理之中；李唐皇室既有老子为祖宗，门第名望既久且高。这是道教在李唐王朝中得以尊崇的一条重要原因。

    道教在唐朝地位提高的第二个原因是道教徒的兴唐之功。大业十三年（617），李渊起兵晋阳反隋，其女平阳公主在关中起兵接应，屯兵于宜寿宫，此时终南山楼观道士歧晖，“知真主将出，尽以观中资粮给其军，及帝至蒲津关，晖喜曰：此真君来也，必平定四方矣，乃改名为‘平定’以应之，仍发道士八十余人向关应接。”[8]卷8早在大业七年（611）时，歧晖就曾对其弟子们说：“当有老君子孙治世，此后吾教大兴”。[8]卷8歧晖是否在大业七年就已预见李氏将兴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楼观相传是老子讲道的故址，是当时供奉老子的主要道观之一，他希望有一个有利于道教发展的皇朝出现而编造老君子孙治世的政治谶言是大有可能的。当李渊称帝以后，歧晖又对其说：“陛下圣德感天，秦王谋无不胜，此乃上天所命，圣祖垂，何寇不可诛也。”[9]卷14所谓的“圣祖”就是老子，歧晖已把老子看作是李渊的始祖。除此之外，隋朝末年著名道士王远知，在李渊起兵之前亦称奉老君旨意，前往密传符命，称李渊当受天命。[5]卷192《王远知传》即位后李渊曾诏“玉清观道士王远知授朝散大夫，赐金缕冠，紫丝霞帔，以远知尝奉老君旨，预告受命之符也。”[8]卷8这些符命谶语实际上是李渊集团与道士合谋炮制的，以为其皇权神授制造舆论。在当时的确起到很大的作用。这又是唐高祖袒护道教的另一条重要原因。

    高祖时期虽然实行道先佛后的宗教政策，但并不是要禁止佛教，而仍然给佛教一个合法地位。这是宗教本身的性质和对统治者的作用所决定的。正如前引高祖《沙汰佛道诏》中所说的那样：“释迦阐教，清静为先，远离尘垢，断除贪欲；所以宏宣胜业，修殖善根，开导愚迷，津梁品庶。”高祖并声称要“兴隆教法，志思利益，情在护持。”

    二唐太宗“道先佛后”的宗教政策

    唐太宗李世民仍然实行唐高祖道先佛后的宗教政策。对此佛教徒一直极为不满，不停地与道教徒进行激烈的辩论。当年唐高祖在国学大堂宣诏道先佛后时，秦王李世民“躬临位席，直视（释慧）乘面，目未曾，频降中使十数，教云：但述佛宗光敷帝德，一无所虑，既最末陈唱谛彻前通。”释慧乘听从了秦王的劝说，在其辩论中首赞帝德“巍巍堂堂，若星中之月”；“次述释宗，后以二难双征两教。－－－－－－黄巾李仲卿结舌无报，博士祭酒等，束体门。”当李渊问及“道大佛小”的问题时，释慧乘从时序上作了回答。并对“道”与“德”作了解说。并于贞观元年（627）释慧乘“奉为圣上于胜光寺起舍利塔，像设庄严，备诸神变，并建方等道场。”[4]卷24《释慧乘传》联想武德四年（621）法琳上《破邪论》时，首先将奏折呈给秦王李世民，种种迹象表明，唐太宗对佛教似有一定的情感倾向，至少可以说他与释慧乘、法琳私交甚好。但在其即位以后，情感不得不让位于政治。

    贞观七年（633），太子中舍人辛站在道教的立场，以庄生《齐物论》思想向佛教徒提出四个问题进行诘难，慧净著《析疑论》作答，此后法琳在《析疑论》的基础上著《广析疑论》为之答辩。辛所提的四个问题是：“一音演说，各随类解，蠕动众生，皆有佛性。然则佛陀之与先觉，语从俗异；智慧之与般若，义本元同；习知觉若非胜因，念佛慧岂登妙果。”提出了“同”与“异”、“众生”与“佛陀”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彼此名言，遂可分别；一音各解，乃玩空谈。”谈的仍然是“同”与“异”、“一”与“多”的问题；对此慧净回答的也非常明白。他列举了“逍遥一也，鹏不可齐乎万里；荣枯同也，椿菌不可齐乎八千。而况爝火之侔日月，浸溉之方时雨，宁有分同明润，而遂均其曜泽哉！至若山豪一其大小，彭殇均其寿夭”。第三个问题是：“诸行无常，触类缘起，复心有待，资气涉求，然则我净受于薰修，慧定成于缮。”提出了“常”与“无常”、“故”与“新”、“因”与“果”。第四个问题是：“续凫截鹤，庸讵真如，虫化蜂飞，何居弱丧？”[1]卷904p9434对辛提出的四个问题，法琳概括为“大约两问”。即“佛性平等”与“群生各解”和“彼此之两难”与“元同之一门”，[1]卷903p9426—9427是很有道理的。

    在此辛提出了佛教理论思辩中的几个基本问题，有较深的思想性和思辩性。所以，这种在思辩理论上的辩难并没有使僧人那么恼火，反而受到佛教高僧的赞扬。慧净称赞其：“博究精微，旨瞻文华，惊心眩目，辩超炙，理跨联环，幽难勃以纵横，藻纷其骆驿，非夫哲王，谁其溢心，瞻彼上人，固难与对。”[1]卷904p9434法琳称赞其“词旨宏瞻，理致幽绝”。[1]卷903p9426—9427由此使我们不难看出如下几个问题：一，到了贞观年间，佛、道二教之间的辩难已经不同于武德年间的那种“华夷之辩”与谩骂式的争辩，而是深入到对于宗教教义的理论探讨；二，从辛所提出的几个理论问题以及佛教大师对其所提问题的赞赏，在某种程度上或者说从一个侧面说明佛、道二教在教义上的某些相通性；三，从某种意义上也说明，佛教这一外来文化在与中国固有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又已达到一个新的层面，其意义是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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